问题之所在

在汉代，除奴婢与七科谪身份外，还存在一种被称为“良家”的身份。在《史记》卷一〇九《李将军列传》中，《索隐》引用三国魏如淳的说法，称：

非医、巫、商贾、百工也。

至清代，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》中，注《汉书》卷五四《李广传》称：

周寿昌曰：汉制，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，谓之良家子。

近来，比较早探讨良家问题的镰田重雄基本遵从这一说法（《汉代的后宫》），西嶋定生也沿袭了这一说法（《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》，第246页）。中国学者贺昌群认为，良家子是不属于七科谪身份的人（《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》）；最近，朱绍侯也认同了这一观点（《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》，第199页）。

但是，如本论所述，良家子与任官资格有关，任官资格受到财产的限制。景帝后元二年（前142），财产额限制从十算降至四算。藤枝晃在认同良家子并非七科谪的同时，还认为他们必须拥有这一限额以上的财产（《长城的防御》）。毋庸置疑，四算可以说是中家以下的财产，根据这一财产限制，也不能如后一说法认为良家子是上流阶级。

那么，姑且认为良家指一定的家世；但是，其亲族的某一范围是否可以认定为不属于七科谪，尚留有疑问。在七科谪除外说之后，片仓穰对良家的范围做了严密的规定（《关于汉唐间良家的一个解释》），即魏张晏所言七科中的“第四贾人，第五故有市籍者，第六父母有市籍者，第七大父母有市籍者”，才是良家。由此看来，商人因为有市籍，不经过三代，是不能与一般庶人等同的。这可以与后世的唐开元七年（719）及二十五年的选举令中“诸官人，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，家专其业，不得仕”的规定相呼应。大功亲以内，正好相当于三代。由此，片仓氏得出结论：“良家指的是三代即大功亲以上范围内，没有一人属于巫、医或者七科谪身份之家。”

与此相对，先前中井积德对如淳的说法进行了批判，他认为：

医、巫、商贾、百工之外，亦有良家，有贱家。注未备。（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，第109页）

滨口重国也认为“如字面所示，良家与所谓豪宗或大家没有很大差别”（《正光四、五年之际的后魏兵制》）。其后，宫崎市定（《九品官人法研究》，第80-81页）与西村元佑（《汉代的骑士》）二人也主张“上流阶级”说。尾形勇在接受这些说法的基础上，著有关于良家的专著，他认为良家是专指“名家、盛族、冠族”等上层诸“家”的用语。但是，他认为良家一语并不排除民庶，最大范围等同于除去奴婢外的“良民”，这一词语带有“机动性”（《汉唐间“良家”相关记录》）。

如尾形氏所说，良家的范围很难确定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论及汉代良家时，基本主张七科谪与巫、医、工等除外说；而与之相对的是，豪宗、名家说多是以北朝史料为中心展开论述的。如果这一问题与是否为七科谪身份有关的话，必须是以汉代为对象。因为魏晋以后，随着七科谪身份的消失，这一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。或者说，魏晋以后，必须考虑良家所指代的范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在汉代还没有确定良民一词为指代法律身份的用语。所以，是否如尾形氏所说，良家与良民的范围是一致的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在我看来，只有在汉代，良家一语是否指一定范围的身份，才会成为一个问题。魏晋以后，良家不管是大致指代上层家族也好，还是与良民的范围一致，如果不将之作为法制的身份制研究的话，其意义明显就不大了。因此，本章仅将时代限定于汉代，在这一范围内，讨论对良家身份的看法。

官人的来源：良家子

汉代的良家、良家子、良家女等词语，多表示官吏、官女候补者的选拔资格，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北地域的六郡良家子。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载：

汉兴，六郡良家子，选给羽林、期门。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。

在这条史料前文提到：

天水、陇西，山多材木，民以板为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，皆迫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

由此可知，六郡明确指的是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等六郡。如上史料所述，这些地域的人因“修习战备”“以射猎为先”，所以被指定为皇帝的扈从，特别是羽林、期门的候选。

《汉书》卷六五《东方朔传》载：

八九月中，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、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，期诸殿门。故有期门之号，自此始。

据此可知，从西北地域选拔良家子弟，创建期门兵，是自武帝建元三年（前138）开始的。但是，从上文也可以看出，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征用西北地域的良家子了。《史记》卷一〇九《李将军列传》载：

李将军广者，陇西成纪人也。……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。而广以良家子，从军击胡，用善骑射，杀首虏多，为汉中郎。

他在文帝十四年（前166）以“良家子”身份被征用为兵，由此可见在西北地域征用良家子弟的做法在武帝以前就存在。李广是在羽林、期门成立以前被征用为汉代中郎的。

除李广外，西汉从六郡的良家子经羽林、期门成为上级官僚、将军的还有以下诸例：

赵充国，字翁孙，陇西上邽人也。后徙居金城令居。始为骑士，以六郡良家子，善骑射，补羽林。（《汉书》卷六九《赵充国传》）

甘延寿，字君况，北地郁郅人也。少以良家子，善骑射，为羽林。投石、拔距绝于等伦，尝超逾羽林亭楼，由是迁为郎。试弁，为期门。（《汉书》卷七〇《甘延寿传》）

孝昭上官皇后，祖父桀，陇西人邽人也。少时为羽林、期门郎。（《汉书》卷九七上《外戚传》）

最后一例虽然没有出现“良家子”一语，但也是六郡良家子的事例。

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汉。《后汉书》卷二五《百官志》“羽林郎”条载：

本注曰：无员。尝宿卫侍从。常选汉阳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凡六郡良家补。

从上述史料中的“尝”字，不得不怀疑这一制度是否在某一时期中止了。但是，在《三国志》卷六《魏书·董卓传》中又载：

汉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，为羽林郎。

由此可以确认，至汉末这一制度依旧在实施。

此外，《汉旧仪》载：

中郎将一人。施旄头，属羽林从官七百人，取三辅良家子，自给鞍马。

《汉旧仪》当然是东汉末的书，但是，征用三辅即长安地区良家子弟，应该是西汉的制度。因此，就必须思考，这与先前数条征用六郡良家子弟的史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。滨口重国认为羽林原本称建章宫骑，是武帝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建造建章宫时始建的部队，所以最初也选用了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弟；但是，他也承认并没有证据（《两汉的中央诸军》）。目前，还无法断定在征用六郡良家子的同时，也选用了三辅的良家子。但是，选用“良家子”的，并不仅限于羽林、期门。而且，选人范围也不仅限于西北地域的六郡。《后汉书》卷二六《侯霸传》李贤注引《汉官仪》：

太子舍人，选良家子孙，秩二百石。

可见，还有其他官职是从良家的子孙中选人的。再者，《汉书》卷七九《冯奉世传》载：

冯奉世，字子明，上党潞人也。徙杜陵。……汉兴，文帝时冯唐显名，即代相子也。至武帝末，奉世以良家子选为郎。

冯奉世以“良家子”的身份被选为郎，其家属于上党郡，与六郡良家子成为羽林、期门不同。从上述列传可知，冯奉世从上党迁到杜陵，杜陵是宣帝的陵墓，这是武帝末年以后选良家子弟任官的例子。

上述史料中的冯奉世，因为是“良家子”才被选为郎。还有本节开头引用的《地理志》中提到，选六郡的“良家子”任羽林、期门。由此可见，良家子是作为皇帝侍从的郎以及与之比肩的羽林、期门的任职资格。宫崎市定据此认为，良家子是特权阶级，他们不是从少吏起家，而是直接从秩三百石的郎官起家为官（《九品官人法研究》，第79-81页）。太子侧近的太子舍人也是从“良家的子孙”中选取，虽然他们秩二百石，比郎官要低，但是因为不需要经历下级的吏，可以直接任官，所以还是特权阶级。不过，上文引用的《李将军列传》中，李广先是“以良家子从军击胡”，其后才因“用善骑射，杀首虏多”，被任用“为汉中郎”。此外，赵充国“始为骑士”，后才“以六郡良家子，善骑射”，得以“补羽林”。这些人并不是直接由郎官或羽林起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敦煌出土的汉简中，有如下记载：

出粟一斗二升，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，八月癸卯。（C310）

良家子卅二人，出其四人物故，自出一，贤□□□□人。（C312）

居延汉简中也有：

坐从良家子自给车马为私事论疑也，□教书到，相、两千石以下从吏毋过品，刺史禁督，且察毋状，各如律令。（40.6甲288）

由上可见，被称为“良家子”的人被配属给西北边境的机关。敦煌简第一条说的是，据派往莎车的使者续相如上书，支出了良家子二人的食物粟一斗二升。而后述居延汉简中“良家子自给车马”的记载，可以与前文引用《汉旧仪》中羽林的七百人从官，“取三辅良家子，自给鞍马”的记载相对应。因此，简文的意思或许是，官吏为私事使用良家子自备车马，疑不论罪，故下书禁止，文书确保传达到相二千石以下。当然，敦煌简中与居延简中的良家子并不是三辅出身，他们多为边境六郡出身的人。不过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他们并非直接被提拔为羽林、期门或郎，而是先服役于边境，然后再从中挑选优秀者提拔至中央。但是，他们被特别称为“良家子”，应该享受特别的待遇，所以从一开始就带有能够成为羽林、期门资格的性质。正如陈直指出的那般，他们比一般的戍卒、田卒的地位要高（《史记新证》，第168页；《汉书新证》，第314页）。此外，他们与戍卒、田卒的另一个区别是他们的出身地域。戍卒、田卒一般是由国内各地输送的，而良家子与骑士一般，是边境出身（劳榦《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》、西村元佑《汉代的骑士》）。只有边境出身，才是这类成为期门、羽林的良家子的特征。从上述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“皆迫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”可知，这些是生活在这一地域之人的根基，而且诸列传中也提到“善骑射”是提拔的条件。这些人一旦在边境从军，不仅可以试炼自己的能力，而且，一部分人可以送往中央；因此不难想象，其征募的对象从一开始就限定为上层的名家、大家的子弟。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史料，还无法完全断定，但是，由此可以推测，征募的对象应该是除七科谪、医、巫、工、奴婢等外更加广泛的范围。

官女的来源：良家子、良家女

如前节所述，按规定，皇帝及皇太子的侍从多选用良家的子弟担任；同时，皇帝身旁的女性，即皇后及后宫的女性们，也必须选用良家的子女。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上《皇后纪》载：

汉法，常因八月算人，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，于洛阳乡中，阅视良家童女，年十三以上，二十已下，姿色端丽，合法相者，载还后宫，择视可否，乃用登御。

可见，汉代每年八月要进行户口调查（算人、按比），会在首都洛阳乡中选择年龄、容姿条件相合的良家女子充入后宫。但是，此时会在后宫的治所进行再度检查，其中一人被选为皇妃。从现存的史料来看，由良家选任的官，不管是宿卫、太子舍人，还是皇妃，都仅限于皇帝与太子的近侧，似乎不妨碍良家是特定的上层家族群的判断。但是，从前节末论述的西北六郡良家子选任为宿卫的理由与选拔过程来看，将良家限定为上层家族的说法仍存有疑问。再者，上文提及的选定皇妃的例子，是在调查一般民众户口时进行的，而且这些女子不是直接被选为皇妃，她们还必须经过后宫的再次考察；由此看来，不得不对上层家族、名家说产生怀疑。

上文中提到的从洛阳乡中选定皇妃候选人是东汉的制度，《汉书》卷九七上《外戚传》中记载了西汉的情况：

孝文窦皇后，景帝母也。吕太后时，以良家子选入宫。

由此可见，在西汉初期，良家子就已经是选为后宫女性的条件了。《汉书》卷六〇《杜钦传》载：

自上为太子时，以好色闻。及即位，皇太后诏，采良家女。

这条史料记载了元帝后宫的形成，那位著名的王昭君，也是元帝后宫的“良家子”（《汉书》卷九四下《匈奴传》）。

在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下《皇后纪》中，有一段关于东汉顺帝时的虞美人的记载：

以良家子，年十三，选入掖庭。

还有一段关于灵帝时的王美人的记载：

以良家子，应法相，选入掖庭。

这是依照刚才东汉后宫选择皇后的做法来进行的，由上面两条史料可以看出，选择的标准是合“法相”。但是，王美人是赵国人，可见并非仅选择洛阳乡中的人。规定从洛阳选，或许只是因为遍视首都洛阳的良家子女更为便捷。

《后汉书》卷四四《胡广传》载：

顺帝欲立皇后，而贵人有宠者四人。……以梁贵人良家子，定立为皇后。

虽然并不清楚其他三位贵人的出身，但是从上述史料来看，或许三人都不是良家出身，也或许三人之中有良家出身的人。此外，《后汉书》卷六六《陈藩传》中，记载桓帝立后时的情况：

初，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。蕃以，田氏卑微，窦族良家，争之甚固。帝不得已，乃立窦后。

虽然这是陈蕃与窦武勾结，为立其女窦氏为后而编造的借口，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良家与卑微是通用的对立概念。在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《应奉传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：

及邓皇后败，而田贵人见幸，桓帝有建立之议。奉以田氏微贱，不宜超登后位，上书谏曰：“臣闻，周纳狄女，襄王出居于郑。汉立飞燕，成帝胤嗣泯绝。母后之重，兴废所因。宜思《关雎》之所求，远五禁之所忌。”帝纳其言，竟立窦皇后。

这里的看法与刚才陈蕃的看法相呼应，由此可以看出两者的看法有着一致性。不过，就应奉所言，田氏微贱不可立后的理由是“五禁之所忌”。所谓五禁，据李贤注中所引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：

妇人有五不娶。丧妇之长女不娶，为其不受命也。世有恶疾不娶，弃于天也。世有刑人不娶，弃于人也。乱家女不娶，类不正也。逆家子不娶，废人伦也。

若据此而直指皇帝宠姬的话，的确是一番大胆的言论。严格来说，田氏之家应当不属于这五类的任何一类；与五类等同的应该是商工等被贱视的家族，那么，与此相对的良家范围就变得相当广泛了。

刚才提及西汉文帝的窦皇后是良家子，但《汉书·外戚传》中载：

弟广国，字少君。年四五岁时，家贫，为人所略卖，其家不知处。

由此可见，良家可能并不富裕。而且，关于弟广国的命运，表面上称因为“家贫”而被“略卖”，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卖身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被认为是良家的窦氏家族，就不仅仅是贫穷而已，其身份也很有可能等同于沦落为奴婢。在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下《皇后纪》中，有如下记载：

灵思何皇后，讳某，南阳宛人，家本屠者，以选入掖庭。

其注引《风俗通》解释道：

汉以八月算人。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，以求入也。

这是因为屠者并非良家，所以需要赠贿以求入选。正如镰田氏所言，不仅是屠者，工商或者拥有市籍之人的身份都会妨碍其被认定为良家（《汉代的后宫》）。东汉时期，七科谪制本身虽然已经消亡了，但实际上，其遗制仍旧以这样的形态继续起作用。如此看来，从另一方面说明对良家大族说的质疑是正确的。

民间通用的良家称呼

以上讨论的是从良家子女中选择官人、官女的事例，下面将列举数量有限的民间使用良家这一词语的事例。在《三国志》卷三三《蜀书·后主传》中，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载：

初备在小沛，不意曹公卒至，遑遽弃家属，后奔荆州。禅，时年数岁，窜匿，随人西入汉中，为人所卖。及建安十六年，关中破乱，扶风人刘括，避乱入汉中，买得禅，问知良家子，遂养为子，与娶妇，生一子。

裴松之引用这段话来贬斥《魏略》是妄说，并不见其他地方有关于刘禅幼时的记载。不论如何，这里只需要探讨“良家子”一词的用法。尾形氏已经指出，这段话发生在还不确定刘禅是否为刘备之子时，“良家子”的意思并不是名家的子弟。扶风人刘括所知的仅仅是，刘禅原本并非奴婢，而是为人所卖。从这段话的后续来看，刘禅自己也不知道他父亲的地位。由这段话可知，良家子指不是奴婢、奴隶的人。但是，更进一步来说，尚不能如尾形氏所言，认定良家与良民是一致的。姑且不论此时良民身份是否确立，如前节所述，那些被视为良民的屠者、工商等都不是良家。不过，良家的范围很广，应该大致接近良民的范围。

在《后汉书》卷六七《党锢列传·岑晊传》中，有如下记载：

岑晊，字公孝，南阳棘阳人也。父豫，为南郡太守，以贪叨诛死。晊年少未知名，往候同郡宗慈，慈方以有道见征，宾客满门。以晊非良家子，不肯见。

岑晊虽然出自高官之家，但因为父亲受过刑罚，就不被视为良家子。但是，同传后文载：

晊留门下数日，晚乃引入。慈与语，大奇之，遂将俱至洛阳，因诣太学受业。

岑晊得以入太学，与他并非良家子的记载看似矛盾。岑晊不被视为良家子，不是原本民间的习俗，而是列属七科谪第一的“吏有罪”，特别是前章已经说明贪污罪也列属其中。因此，如果是在西汉的话，在法制上不认可岑氏是良家。至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岑晊的父亲豫会受禁锢，即禁止再度为官。不过，即使是在西汉，也不清楚这一身份的世袭情况如何。商人或者有市籍之人三代之内不能获得解放是事实，而且，这一遗制持续到唐代。但目前还无法确定，是否如片仓穰所说，这也适用于市籍以外之人。七科谪的身份在东汉以后就消亡了，正如前节末指出的，在东汉末，至少与市籍有关的人，在法律上不是良家。岑晊是东汉时期受刑的官吏子弟不被视为良家的例子。目前还不清楚是法律如此规定的，还是作为前代的遗制残留在人们的观念之中。虽说岑晊是受宗慈的帮助，得以入太学，踏出为官的一步，但由此可见在“良家”观念强势残留的反面，在有市籍者之外的情况下，这一制度已经失去了实际效能。

最后附带说一下，从《管子·九问篇》“问，乡之良家，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”的记载可知，良家一词起源于先秦时代。这里“乡之良家”，是与同篇中“邑之贫人”“乡之贫人”相对的词语。在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阐明，这里指的是乡邑中一部分上层的富裕阶级。因此，唐人尹知章注：“良家，谓善营生以致富者。”《管子》诸篇中也有许多是汉代成文的，但上述良家一词比汉代的范围更窄，却与先秦时期“良”一词通常用法一致。因此，不能说这样的良家语义就没有传到汉代人中间。从汉代良家子、良家女等词语多用于官人、官女的选拔条件来看，良家肯定是有一定的范围。至少应如尾形氏所言，有一个确定的最低限度。在我来看，其范围应该就是除相当于七科谪的诸身份以及医、巫、工等之外的庶人。

（本文摘自堀敏一著《中国古代的身份制：良与贱》，何志文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25年4月。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，原文注释从略。）